钟世镇：百岁院士的“配角”人生

人物小传：

钟世镇，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开创者、医学生物力学研究奠基者、数字人体和数字医学研究倡导者，南方医科大学教授、临床解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他带领解剖学和临床医学工作者建立了以解决临床医学发展需求为主的现代临床解剖学新体系，并为我国显微外科发展提供解剖学理论依据，曾编著国际上第一部《显微外科解剖学》；他在神经功能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探索，为提高周围神经损伤修复水平提供依据；他开拓了传统学科与新兴前沿学科间的交叉科研领域，开我国数字人和数字医学研究先河，开展了医工结合的生物力学研究，还率领团队建立了国际知名的人体标本陈列馆。

记者：您常常和大家说，在医学行业里，您只是一名“配角”。为什么这么说？

钟世镇：在涉及生死的“舞台”上，演出的“主角”多半是医生，解剖学做得再出色也多是在舞台背后的幕后工作者。但其实，当年考上中山大学医学院后，我是有一个想担当“主角”的梦想的，希望能做个外科医生，“刀到病除”。但命运使然，我最终选择了解剖学。解剖学是一门古老而辉煌的学科，想超越前人很难。但是任何工作都要有人去做，所以我非常愿意在解剖学中耕耘。

带领我踏入解剖学大门的是我国著名解剖学家叶鹿鸣教授。叶教授的人格魅力、严谨规范的治学态度为我树立了榜样。我的基本功是从“磨刀子”练起的，这就像是练习武术要先学会扎马步一样。加上叶鹿鸣教授的手把手教学，我慢慢也有了一点“庖丁解牛”的动手能力，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1978年秋天，中国解剖学会在广西桂林召开会议，大家共同就解剖学的现状与前景展开研讨。会上，我拿出了亲手制作的心血管铸型标本，因为标本精巧、细致，与会专家和学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这次会议开始，我所在的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解剖学团队在业内逐渐拥有更广泛的知名度和号召力。这一时期，我还提出解剖学的“三结合”思想，即“要与临床发展需要相结合，要与形态结构有关联的专科相结合，要与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相结合”，赢得了学界同行的认可。

1979年，我开始将制作铸型标本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和助手，并将人体标本陈列室的建设列入日程。当时，国际上最负盛名的人体博物馆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Grant标本博物馆，1988年，该院院长Moore教授来到第一军医大学人体标本陈列室参观。在看过馆藏标本后，他表示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我们制作的标本都比Grant标本博物馆的好。如今，当年的标本陈列室已经发展为南方医科大学人体科学馆，成为国内最大的生命科学馆之一，跻身亚洲三大人体馆之列。

临床的创新，永远离不开严谨的解剖学基础研究的配合，只要外科学还在发展，就会遇到新问题，就需要解剖学。现代临床应用解剖学，不仅完善了传统解剖学，而且推动了外科的飞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临床解剖学可以不去抢“第一作者”，也不要怕当配角。

记者：在您的办公室里，珍藏着一张与航天员杨利伟的合影。请回顾一下，这是源于一次怎样的经历？

钟世镇：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首次载人升空，将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在飞船上升和返回段，如何帮航天人员进行防护，避免可能出现的伤害，成了摆在研究人员面前的问题。

虽然困难重重，我和团队还是接过了这个研究任务。在没有任何可参照的图纸和相关资料的情况下，我们一边进行病理学伤情分析，一边进行座舱跌落实验。大家夜以继日地设计并制造了可调整角度的跌落平台、可用于重复冲击的座椅和提升机构以及跌落释放机构等，建立了数据采集系统，搭建了返回舱非正常着陆冲击试验塔，并尝试融入“数字人”技术开展试验。

团队先后进行两次试验，获得了验证数据，最终找到了精准的解决方案，为历次航天员的天际往返和太空生存提供了保障。

其实，在科研工作中，解决问题往往只需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突破，但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新的角度和想象力。所以在我看来，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此后，在一系列实践中，我国的数字人和数字医学技术进展很快，逐渐缩小了与国际的差距，还创建了有中国特色和有血管显示优势的大批数字化构件。我和团队十分注重数字化人体技术,研制的血管系统模型来源于真实的人体数据，借助3D打印技术，该模型能最大限度实现复制，让各研究机构、教学单位独立使用高精度人体模型成为可能，也以另一种形式展示了人体的美妙结构。

也是因此，不少人将我称作“数字人之父”。但我个人不太接受这个称号，我只是一个提倡者，仅仅是在为“治病救人”做一些辅助和基础工作而已。

记者：在近70年的从教生涯里，您教过的学生有几千人。但您却说，“我不是‘名师出高徒’，而是他们‘高徒捧名师’。”您还曾把奖金捐献出来资助年轻人，是这样吗？

钟世镇：几十年前，全国各大高校中选择从事人体解剖学的学子很少，博士生更是寥寥无几。按传统的招生办法，人体解剖学的博士生培养对象只限于院校师资人员，范围狭窄，根本无法发挥学科实力。

面对这样的形势，我提出了人体解剖学跨学科培养外科博士的新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源不足的状况，十多年间培养了100多名博士研究生。这种模式在硕士研究生、博士后等其他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同样有成效，于2023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09年，我曾获得2008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颁200万元。我把这一笔钱捐了出去，资助从事解剖学的年轻人进修。对我而言，这些学生更像是我的孩子们，他们愿意和我交流，而我更多是提出方向，让他们独立研究。这样一来，他们自主探索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

（南方医科大学 供图）

记者手记

每一次选择都与时代息息相关

一走进钟老的办公室，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挂着的四个大字“配角人生”。钟老曾六次获得全国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却只有一次被列为第一得奖人。面对他人的不解，他这样回答：“主角与配角并不重要。在科学技术领域，个人英雄的时代已经结束，协作是最重要的环节。”

当了一辈子的“配角”，钟老其实也有一颗想要当“主角”的心。他曾说过，如果能活过100岁，就决定再写一本书，名字叫作《主角人生》。当大家想让他提前剧透内容时，他俏皮地说：“等我出版了再告诉你。”

今年4月，工作人员把他在学校办公室的电脑搬到他的住处，护理员说，钟老只要坐在书桌前就有了精气神，总是反复观看电脑上的解剖学课件，“他太爱学习了”。确实，“学习”已成为钟老生命的惯性。直到95岁前，他都一直坚持清晨6时许就抵达学校办公室的习惯。

前不久是钟老的百岁生日。他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0名解剖学专家学者、同行齐聚一堂，交流探讨学术前沿问题，共同谋划和展望解剖学的未来发展。钟老60岁成为教授，72岁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76岁开启“数字人”研究计划，80岁参与载人航天工程项目。看似是“大器晚成”，但从求学到科研探索，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与时代环境、与国家的科研需要息息相关。“一个科研工作者、一个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有爱国的情怀。因为我们随时都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为国家献出我们的青春和才智。”钟老如是说。

这段时间，钟老的工作重点是修改《配角人生》第三版，他弓着背趴在书桌上，拿着放大镜检查书稿中的表述，一点点修改。如今，他居住在帽峰山下的康养中心，房间整洁利落，桌子上摆放着一台电脑、一个放大镜、一盏台灯和许多专业书籍。由于对花粉过敏，他的房间从不摆放鲜花，绿叶植物成为唯一的点缀，这似乎也成为钟老对自己人生定位的真实写照：不做鲜花、甘当绿叶，不做主角、甘当配角。

但不管是“配角”还是“主角”，钟老都已经在人生的舞台上奉献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表演，不仅让同台表演的“舞伴”备受鼓舞，更让台下的“观众”永远铭记。